1.

2021年前后，“牛马”这个词突然火了起来。

互联网时代，每三五年就变换一波热词，原本不足为奇。但“牛马”的几个特点，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古人云“人皆可以为尧舜”，现在则是不分年龄、性别、行业、头衔，“人皆可以自称牛马”。普通打工人自称“牛马”不足为奇——他们有时还以“牛马今天要迟到了”这样的第三人称来代指自己。有意思的是不少公司高管也常把“牛马”挂在嘴边——我就亲耳听到过在与下属交谈时，我的大老板也自称“牛马”。

这样“老少皆宜”、不分等级阶层的“平等称谓”，实属少见。毕竟，前些年“屌丝”也曾风靡一时，但估计很少有人见过自己的大老板自称“屌丝”。

二是“牛马”的品类众多，“牛马衍生品”冠绝同行。以前人们说“蚁族”“屌丝”，很少有加上形容词进行“赛道细分”的。“牛马”则不然：下班后健身的打工人叫“脱脂牛马”；给已经是“牛马”的人打工的，叫“二牛马”；既然“跳槽”指的是更换工作，那么原本象棋中的杀法“卧槽马”现在则拿来指代安守岗位、不急于跳槽‌的人……

这样的一场“全民造词运动”，其规模与活力放眼历史，恐怕都十分少见。

三是“牛马”古已有之——它既不是舶来品，也不是新生的网络词语。大部分网络热词——无论是早些年的“雷人”，还是后来的“给力”“真香”“屌丝”“破防”，都是在当代才诞生并开始流行的。但“牛马”不是——它不仅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开始被广泛使用了。有研究表明，古代汉语中的“牛马”，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用于隐喻劳作者或地位卑微者了，其使用频率则在后来的元明时期达到顶峰。[1]

那么，既然“牛马”一词的使用源远流长，为什么会在最近几年突然“老树发新芽”，焕发第二春呢？另外，以往的网络热词常在三五年后就不再流行，进入“半衰期”。而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新词”，“牛马”的“半衰期”会有多久，它会步其他热词的后尘吗？它近年来的“复活”，究竟是流行语的短暂狂欢，还是结构性焦虑的语言显影呢？

这便是我思考“牛马问题”的初衷，以及开始写作《牛马传》的缘起。

2.

要想深入探讨“牛马”，甚至为“牛马”立传，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谈论“牛马”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换句话说，“牛马”究竟指什么？

或者，如果我们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什么，至少也要明确它不是什么。

首先几乎可以确定地说，“牛马”与工作时间的长短关系不大。

的确，无论是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纵向与国内此前的情况相比，今天的中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都太长了。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在2022年全球167个有统计的国家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仅有9个，中国便名列其中。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2016至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呈现“九连涨”。

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持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给“牛马”的复活提供了宏观的社会背景。不过，如果就此认为，一个人的“牛马感”与其工作时长密切相关，则未免武断。不少跨国公司的高管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回复邮件，却不一定认为自己属于“牛马”。类似地，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起早贪黑，有些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住在办公室，他们中似乎也很少有人自称“牛马”。

既然“牛马”与工作时间的长短关系不大，那是否与收入水平有关呢？

仍然回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281元，到2025年提高到36231元，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如果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牛马感”的多寡，那为什么这样一场“人皆可以自称牛马”的运动，开始于收入普遍更高的2021年，而并没有发生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十年前，乃至更低的二十、三十年前呢？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即便放在同一时间来比较，收入较低的群体也并不一定比收入较高的群体有更强的“牛马感”。实际上，“牛马”一词之所以得以“复活”和“出圈”，众多互联网大厂员工对其“三句不离牛马”的深度使用，恐怕居功至伟。而从全社会打工人的整体收入水平来看，互联网大厂员工的平均收入恰恰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牛马”与收入、工作时长的关系都不明显，那么它与敬业程度（work engagement）[2]、职业倦怠（burnout）是否相关呢？

似乎关系也不大。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发布的《2026全球职场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范围内的员工敬业程度为20%，为2020年以来最低。换句话说，在每100名劳动者中，仅有20名认为自己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有64名处于“不敬业”的状态，此外还有16名已经选择“主动躺平”。这种“不敬业”或者“主动躺平”的状态，用网络上的一段描述来形容，大概再合适不过：“周一早上一睁眼，心里就难受，因为又得上班了。打开电脑，盯着项目文档看了十分钟，一个字没打——倒也不是不会做，就是不想动。”

不过，20%的敬业比例，乍一看很低，但和历史上的平均水平相比，却已经相当可观了——毕竟在2018年之前，盖洛普统计的全球员工敬业程度从未达到过20%。而具体到中国来说，情况也大同小异。2025年，中国内地劳动者的敬业比例为20%，与全球水平一致，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时仅有5%。此外，感觉到自己在生活中“蓬勃生长”（thriving）的受访人比例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2025年为32%），但仍远高于2010年水平（不到20%，见下图）。

这样看来，情况就比较清楚了——与十年前、十五年前相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职场状况与劳动者的工作感受都有明显的提升。如果说“牛马”与敬业程度、职业倦怠密切相关，那么它为什么没有“复活”在更少有人在工作上全情投入的十年前、十五年前，却出现在职场状况已经大幅改善的今天呢？

于是，看起来工作时长、收入水平，以及敬业程度都不是讨论“牛马”一词与“牛马现象”的核心所在。这让我想起作家史铁生在谈论“孤独”时写下的一段话：

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

相似地，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头（匹）牛马，并不是单纯因为事儿多、钱少、倦怠、不喜欢。

那是因为什么呢？答案可能在于主体性的丧失。

3.

我对于“牛马感”的定义是：一个渴望在工作中保有主体性的人，却在工作中不断失去主体性时的感受。

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自主能动与创造性特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件事你做了，不是因为你被规定这样做，而是因为你主动选择这样做。你选择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懂得如何做，也不是因为别人都在做，而是因为你清楚这件事对于你自身的意义。

我们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行为动作，其实都体现着主体性。其中许多动作早已演变为日常习惯，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少会把它们与“主体性”这样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比如，早上醒来你会刷牙洗脸——你刷牙洗脸并不是受人强迫，而是你明白这么做会让自己更健康，更精神。比如，你在上班前或者上班路上吃早餐——你吃早餐不是因为别人也在吃，而是因为你清楚不吃早餐的危害。再比如，你决定下班后去健身，和朋友吃饭，或者陪家人去看电影——无论你做出哪一种选择，这都是你的主动选择，你清楚它背后的意义。

在一个人生的理想状态里，每一项行为都应当能反映出我们的主体性。正像一句流传甚广的广告词说的那样：“我选择，我喜欢。”

但工作打破了这种理想状态，职场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天然与打工人的主体性绝缘。对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打工人来说，每天面对的许多工作内容都是自己难以选择，难以控制，甚至难以理解的。老板模棱两可的指示、甲方变幻莫测的脸色、组织内部冗长僵化的流程……打工人一定不会陌生。为报告上一两个字眼的改动而熬夜返工，为筹划公司内部一场自娱自乐般的品牌活动而身心俱疲……打工人恐怕再熟悉不过。要命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愈发细密，脱离社会真实需要、缺乏积极意义的工作内容似乎仍在与日俱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出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热议。[3]

不过，职场对于打工人主体性的吞噬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毕竟，无论是古代在衙门中当差的衙役，还是近代以来在流水线上进行机械劳动的工人，只要受雇于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在工作中失去一部分主体性。和他们相比，今天的“牛马”们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牛马感”不仅体现在职场，也开始侵蚀生活本身。跟不少当前的打工人聊聊，你就会发现，他们平时很忙不假，但就算真的闲下来了，他们往往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你问我工作之余的爱好……我也不知道我的爱好是什么，可能是加班？”

这样已经被工作完全驯化的情况看似极端，但实则并不少见。而与之相比，更常见的情形可能是在加班之余，打工人躺平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开始漫无目的地划手机——主动地、甘之若饴地成为“算法的牛马”。当在职场中主体性的丧失已经如此延伸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一个人就不再能够定义他自己的工作，而是反过来完全被他的工作所定义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牛马”的形象真正“立”起来了。

毕竟，牛马（这里是本义）之所以成为牛马，是因为它们的身份与价值完全来自于所做的工作本身。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马不叫牛马，在磨坊里拉磨的才是——哪怕它们“下了班”，晚上没在拉磨，它们依然是牛马。

第二点，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会自嘲“牛马”、拥有强烈“牛马感”的人，不仅觉察到了自己在工作中主体性的逐渐消失，同时也会对此感到失望、遗憾甚至愤怒——因为他们原本期待保有自己的主体性。换句话说，“牛马”们之所以自称“牛马”，是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做“牛马”。

这个现象并非特例。前面我们曾几次提到“屌丝”，其实这个词的使用也有类似之处。人类学家项飚曾这样写道：“举个‘屌丝’这个说法的例子……如果在印度，低种姓的人不会称自己是屌丝，因为能够把自己叫作屌丝，其实是有能动、有力量、有批判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牛马”有异曲同工之处。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真正处在社会底层、每日为温饱而操心的人反而很少自称“牛马”——生活的担子是如此沉重，以至于他们没有那个闲工夫来考虑什么主体性的问题。反倒是那些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务员、公司白领、互联网大厂员工，才有谈论“牛马问题”的意愿与动机。这恰如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要层次论”——人只有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础需求后，才会考虑尊重与自我实现等高阶的需求。而顾名思义，自嘲“牛马”这个行为本身，表达的就是一种自我实现需求未能被充分满足的感受。

4.

前面几段内容，我们讨论了“牛马感”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不过，有一个话题我们一直未能展开，那就是“牛马”的复活为什么发生在2021年前后，而不是更早。

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原因，与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与行业“内卷”的加剧有关。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人们往往会更注重业绩的提高、收入的上涨，而较少会考虑自身的主体性问题。换句话说，那时的打工人在工作中可能也累，也受委屈，也不发自内心地认可单位里的某些制度习俗，但一想到“明年就能加薪了”“再过XX年就能买车买房了”，最后也就“忍忍算了”。但近几年则不同，许多打工人面对的不是“明年就能加薪了”这样的憧憬，而是降薪、“优化”、被人工智能替代这样的现实忧虑。在这种忧虑中，打工人自然开始扪心自问，以往可以“忍忍算了”的那些事，现在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忍下去。[4]

这一点在互联网大厂那里，似乎尤为明显。曾经，在互联网巨头们纷纷高歌猛进，到处攻城略地的那几年，社会上虽然也不乏对于它们的质疑与批评，但来自大厂员工自己的吐槽似乎并没有形成气候。而一旦进入业务增速相对放缓的“移动互联网下半场”[5]，为数众多的所谓“大厂病”就相继被“大厂人”曝光出来，甚至还造就了《年会不能停》这样反映职场怪象的现象级作品。

“牛马”复活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有关。

把时钟拨回20年前，那时的打工人对工作的想象，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公司的白领，他对工作这个词本身的理解，很难扩展到办公室以外——因为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可能也都是公司的白领。一个在电子厂里拧螺丝的农民工，他对于工作的全部想象，可能也仅限于在工厂里拧螺丝——因为他能接触到的大多数人，很可能也都在工厂里拧螺丝。

现在则不同了。依然是一个在电子厂里拧螺丝的农民工，当他回到宿舍，打开抖音，他发现：和他来自同一个村的张三正在直播带货；隔壁县一个曾经的“网瘾少年”李四现在靠解说游戏赚钱；而原先同样在电子厂里拧螺丝的王五，现在的工作则是在泰国的水族馆里喂海豚。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想什么？他大概很自然地会问自己，如果这些都是工作，那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拧螺丝呢？

于是我们看到，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成长的这一代人，对工作的理解与以往的所谓“中登”“老登”已经大相径庭了。这种在职场上“不服管”、追求主体性和意义感的倾向，突出地反映在网络上所谓“95后整顿职场”“00后整顿职场”的叙事里。实际上，也正由于互联网浪潮的全球性特点，近年来职场年轻人对于主体性的重新追求已成为全球现象。例如，德勤的研究报告就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初入职场的Z世代（出生于1997年至2007年之间）尽管也看重自己的收入水平，但这一“看重”程度明显低于更早的“70后”“80后”。[6]在这一群体中，选择“薪水更高但工作内容无聊”与“薪水更低但工作内容有趣”的比例几乎是相同的，这与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前者的前辈们形成鲜明对比。

而安永的CEO珍妮特·特伦卡莱（Janet Truncale）总结得则更为言简意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她这样写道：Z世代所推崇的价值观——包括重视社群、具备全球视野、倾向于“使用”而非“拥有”、热衷于副业，以及推崇真实胜过刻意修饰——正深刻影响着跨代际的职场文化。

一句话，“他们在职场之外的生活体验，也正转化为对职场环境的新诉求。”[7]

5.

面对任何一个现象、一场运动、乃至一个名词，如果我们想真正理解它的意义，不仅要明白它的内容，了解它的背景，还要把它置于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来看待。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的那些喜怒哀乐，究竟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世界的舞台上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毕竟，只有看清楚河水奔腾的方向，才能弄明白我们眼前涌起的是一朵浪花还是一波激流，身旁掠过的是一处险滩还是一道峡谷。只有看清楚这个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异同，才能理解他的行为模式言行举止，才能对舞台上未来的“剧情”产生更为清晰的判断。

我想，“牛马”也是一样。为“牛马”立传，观察的角度也无外乎这两点——时间与空间。

先说时间。我很喜欢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一句话：“尽管过去并非未来的极佳指南，却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指南。”[8]回顾几千年来“牛马”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其中有太多令当代人司空见惯、但认真考虑起来却颇值得玩味的问题：

写下“太史公牛马走”的司马迁是历史上自称“牛马”的第一人吗？如果是，为什么他以前的人不自称“牛马”？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遂许先帝以驱驰”，被“驱驰”的诸葛亮是“牛马”吗？比他稍早的班超35岁前后离开了“事业单位”投笔从戎，是因为经历了“35岁危机”吗？

苏轼被贬黄州后“不得签书公事”，成为了只上班却没有工作的“牛马”，那些年他是如何度过的？那时的城镇居民与“农民工”是如何找工作的，类似《水浒传》里王婆那样的“职业介绍所”又是如何给他们介绍工作的？

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了社会对于工作的理解，又是如何一步步剥夺打工人的主体性的？被后世称为“卢德主义者”的工人们在1811年愤怒地冲进工厂、砸毁机器，并留下了一张纸条——“我们是卢德将军的部下”。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这个“卢德将军”又是何方神圣？

鲁迅在自称“孺子牛”之前，曾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中度过了多年朝九晚五的时光，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深夜里抄校古碑。他喜欢当时自己的工作状态吗？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从泰勒主义到霍桑实验的组织管理变革。这场变革后来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打工人的工作状态？

而到了21世纪，打工人的处境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如果说历史上的“牛马”面对的“牧养者”是明确的——地主、工头，乃至皇帝，那么今天自称“牛马”的打工人面对的“牧养者”又是谁呢？是算法、流程、KPI、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已经内化到打工人骨髓里的所谓“自我驱动”？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牛马”现象的产生，也有助于我们看清与曾经的“牛马”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

再说空间。‌歌德有一句名言，“‌不懂外语的人对自己的母语同样也一无所知。”这句话乍一看有点极端，实际上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比较”在增进知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对于“牛马”问题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前面说过，近年来打工人对于主体性的重申是一个全球现象，既然如此，国内如火如荼的“牛马运动”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有何区别？描述个人在职场的负面感受时，美国人常强调burnout（职业倦怠），日本人说“過労死”（过劳死），韩国人则说自己“像奴隶一样工作”，他们强调的方面与中文语境下的“牛马”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这种差异又体现出中国打工人的哪些独特处境呢？

这些问题，正是我想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详细探讨的，也是我期待与读者朋友们认真交流的。希望这样的追问与求索，能够为理解和应对今天的“牛马感”、“牛马情绪”与“牛马现象”做出一点智力上的绵薄贡献。也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启发和激励更多的打工人与管理者不断改善自身与彼此的职场处境，拥抱新的工作模式与可能性，并培育出一种更为包容、更加尊重劳动者主体性的工作文化。

而对于这样一本《牛马传》的写作，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并非社会学、历史学或是人力资源的科班出身，市面上也没有一个叫做“牛马学”的知识宝库助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得更远。我所拥有并为之感到自豪的，唯有执着、勇气与难以遏止的好奇心。正如十年前我在拙作《新留学青年》开篇时写道的那样：

“我才疏学浅，但仍愿意一试。”
 

注释

[1] 李想：《历时视角下“牛马”的语义演变及动因分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25年6月第39卷第2期。与今天用法的唯一不同之处似乎在于，当时很少有人自称“牛马”，“牛马”主要是用来形容别人的。

[2]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上对work engagement的中文翻译一般为“敬业程度”，这种译法似乎存在瑕疵。严格意义上讲，work engagement描述的是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心理距离。一个work engagement强的职场人，会对所做的工作有很强的“认定感”，会认为工作内容充满意义，且工作的产出足够高。这与中文的“敬业”似乎不能完全画等号。举例来说，一个不迟到不早退、按照公司章程高效优质完成工作任务的劳动者可能会被认为是“敬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所做的工作有很强的“认定感”。事实上，这样表面上“爱岗敬业”但实际上对所做工作并不热爱甚至十分反感的劳动者，在社会上大有人在。

[3] 2013年，格雷伯发表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2018年，他出版《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中译名为《毫无意义的工作》。

[4] 一个有趣的例证仍来自前面提到过的盖洛普《2026全球职场状况报告》。调查发现，尽管2012年以来中国内地职场人的“敬业程度”不断提高，但反映说自己在工作中常感到气愤和沮丧的比例也明显增加了。

[5] 中国何时进入的“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目前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2016年7月，美团CEO王兴最早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的概念。其后的六七年间，“互联网下半场”、“移动互联网下半场”始终是互联网行业讨论的热点话题。

[6] 在国外的一般研究语境中，二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分别被归为：“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1946-1964）、“X世代”（1965-1980）、“千禧一代”（1981-1996）、“Z世代”（1997-2007），以及“Alpha世代”（2008年至今）。笔者在此处用“70后”、“80后”指代“X世代”与“千禧一代”，是为了便于国内读者理解，不具有严格的学术研究意义。

[7] Gen Z is driving change in the multigenerational workforce | World Economic Forum

[8] 【美】伊恩·莫里斯，《地理即命运：英国与世界，10000 年的历史》，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