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为被指责在演讲中“辱华”，我的校友Yang Shuping最近正被舆论“追杀”。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已受过如此“礼遇”的朋友——康夏。

去年倒数第二天的晚上，我第一次去康夏位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拜访他。这位我早就听说了名字、却一直无缘相见的年轻人形容粗犷，讲起话来却谨小慎微。“我刚刚从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后遗症中走出。”他说。 

曾几何时，他并不是这样一个战战兢兢的人——他学过阿尔巴尼亚语，沉迷希腊古典哲学，办过自媒体，做过商业期刊，在年轻人中有不小的号召力。但真正令他名声大噪的，则是两年前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康夏卖书事件”。

这件事——尤其是后续的舆论发酵，几乎“杀死”了这个25岁的年轻人。

那是2015年的夏天，康夏刚刚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准备离京赴美。在临行前，一向嗜书如命的他决定清理自己的1721本藏书。一向以“哲学家”形象示人的他，选择了一种更具“诗人”气息的处理方式——他在网上发帖称，买书的读者可以支付60元或99元，便可得到他随机邮寄的藏书。他承诺说，寄出的每一本书都是正版书，且每一个包裹中书的价值都会高于买方支付的金额。 

订单似雪片般飞来。在帖子发出后仅仅一天，康夏就收到了77万元的“巨款”。

这远远超出康夏的预计。“挺崩溃的，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我一个人根本打理不过来。”在后来接收媒体采访时，他解释说，他需要给近300人挑选和寄送包裹。由于买书的人数远远超过藏书的数量，他还不得不给7000多人退款。

这件事被一家位于天津的自媒体“大咕咕咕鸡”捅出，网友开始指责康夏失信。微博上、微信上，到处有人指责他，骂他是“情怀狗”。有人甚至向他即将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发送了举报信。康夏百口莫辩，他在微博上向大家道歉：“求求你放过我吧……越描越黑，好像我去死也不能让这件事停止下来。”

为了尽量不让已经打款的买书人失望，他甚至还买了6000本新书寄给付款人。但很快，“康夏与书商勾结”的传闻便不胫而走。

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讽刺中，敏感细腻、尚未深谙处世之道的康夏关闭了微博。

2.

这件事几乎毁了他。

如果你想象不出此后的两年里，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可以在百度百科上输入“康夏卖书”。你会看到这样的释义：“做人做事，应该秉持诚信，不可利用大家的善心与情怀，做出苟且之事，欺瞒大众。”

人言可畏，乃至于此。

康夏开始从我们所有能看到他的微信群上退掉——直至今日，在重新邀请他加入的一些群里，他依然极少发言。

他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一言一行都如履薄冰。为了不被身边的同学“抛弃”，他甚至不惜委屈自己，与他们一道申请自己原本并不感兴趣的实习项目。

他说他开始理解那些被卷入新闻漩涡中的人。“那一刻我都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回忆起当时处在“风暴中心”的情景，康夏如是说，“那些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新闻事件的人们，都处在这样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

“但在这件事上，你有收获吗？”我问他。

“以前我认为所有的事件都需要讨论，但现在我不会在我的朋友圈上说任何一句攻击别人的话。”说到这儿，康夏顿了顿。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伤害会有多重。”他说。

3.

1961年，在观看耶路撒冷对纳粹艾希曼的审判后，汉娜·阿伦特这样感叹媒体的报道倾向和听众们的感受：“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遗憾的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许多像康夏这样的年轻人被舆论“追杀”，依然肇始于一些操持这一原则媒体的“首先发难”。

2012年4月，两名在南加州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遭遇枪击身亡。随即赶赴现场的美国媒体“细心地”发现，在遭遇枪击时，遇害者驾驶的是一辆宝马车。很快，事发的时间——凌晨1点，遇害者的身份——一男一女，以及“宝马车”这样引人注目的标签迅速占领整个网络，也引发了诸多网民的“无限遐想”。一时间，“富二代死了活该”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人们质问的不是当地的安保状况，而是两位留学生的身份、关系与家产。

在质问的人群中，许多人不知道——也许也无意知道，这两名中国留学生刚刚相爱不久，他们的笑容阳光而灿烂。许多人不知道——也许也无意知道，他们之所以凌晨1点还出现在街头，是因为刚刚结束在学校的自修。许多人不知道——也许也无意知道，那辆二手的宝马车在美国街头比比皆是，而在南加州大学所在的、公共交通体系很不完善的洛杉矶，一个人没有车就意味着几乎寸步难行。

五年后的今天，我突然想问，在当年不分青红皂白就为这两名遇难同胞扣下“帽子”的“键盘侠”中，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曾经“追杀”过这两位无辜的年轻人？甚至，在当年制造这一舆论巨浪的媒体中，又有多少还记得这一事件本身？

也许有，但不会很多。甚至，连在洛杉矶当地的学生也很少谈起这段往事。“四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的朋友圈上还有人发了文章纪念，但很快就被一则中国留学生在硅谷创业的消息所淹没。”一位在南加州大学就读的朋友无奈地告诉我。她说，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当路过学校为这两名遇难学生设立的铜制纪念牌时，都伫立一会儿，“聊表哀思”。

我按图索骥，朝着她描述的地方寻去。纪念牌不大，还不如四分之一个井盖大小，掩埋在他们曾经就读的工程学院门前的草丛里。正当我研究上面的铭文时，一位看上去35岁上下的中国学者从旁边路过，他好奇地打量着我。 

“这是什么？”他问我。

我凝视着那块纪念牌，竟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