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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6
2017

抑郁的留学生

1.

晓楠已经有五天没离开过房间了。星期五的中午,她像往常一样疲惫地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出神地望着天花板。五天里,她房间的窗帘从来没有拉开过,偶尔进来的一点日光,她也恨不得拿块木板挡住。“当时就是不想起床不想出门,总感觉特别疲惫。”后来在回忆那段经历时,晓楠这样跟我讲道。

快过下午一点的时候,门上响起久违的敲门声。晓楠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卧室。打开门,她看到学校的心理系教授出现在自己面前,用一种近乎命令式的语气说道:“你现在去外面晒太阳,日落之前不要回来。”

晓楠得的是季节性抑郁——这个名词是她后来转去心理系之后才知道的。一到秋末冬初,她就会陷入持续性的情绪低落,身体也如冬眠似地蜷缩起来。“那时候吃得多,睡得多,体重疯长,不过一见太阳或是天气不那么冷了之后,我就会好一点。”晓楠说。

2013年我到马萨诸塞州看她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抑郁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和三年前在北京时相比,她胖了至少有三四十斤,动作显得迟缓,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气力不足。我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她只要了一杯热水,手捂在水杯上,略带自嘲地说:“你都不知道前两年我的成绩有多差。”

“有多差?”

“抑郁之后课业就跟不上,跟不上之后就更加抑郁。”晓楠说,“去年的时候,成绩都砸到2.0了。”

与众多罹患抑郁的患者一样,晓楠开始抑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北美高纬度地区冬季气候寒冷、日照时间短、生活不便等问题,让这位在中国大陆温带地区长大的、“三九”天还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欢蹦乱跳的姑娘不胜其扰。另一方面,前些年母亲的离世也让她倍感艰难。她告诉我,在无依无靠的美国,一旦遇上生活中的挫折,她对母亲的思念都会加重自己情绪上的压抑。

我沉默了片刻,问她:“你周围有没有同学也抑郁?”

“有,当然有。”晓楠不假思索地回答。

 

晓楠说)

抑郁这个事儿,成因多,表现的形式也多。咱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在国内的成长都比较受照顾,但是一来美国,很多事情就都得自己承受。承受不了,再加上所处的环境孤单寂寞,就很容易抑郁。

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抑郁的。其中有因为同性恋不敢跟家里说的,也有你认识的,这就不多说了。我来给你说说你不认识的,一个直接辍学回国的学妹。

这个学妹,咳,据说是直接被室友dislike(不喜欢,反感),然后课业也跟不上,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听说她的事儿,还是Dean(院长,系主任)告诉我的,他让我去给她讲讲学校能帮她的方式。我去了,但后来她去没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我就不知道了。第一个学年之后,我听Dean说,她第一个学期没坚持下来,就直接办退学回国了。

现在想想,她可能没准备好出国是一个什么生活学习的状态吧,然后适应能力也不好。另外就是有些事儿做得也挺奇葩,比如每天早晨闹钟每隔5分钟响一回,她不起来,就让闹钟那么响着。美国室友忍了一段时间,后来跟她说起这个事儿,结果她依然我行我素。然后就是夜里和父母视频聊天哭,让室友也没法睡觉。后来感恩节人家美国姑娘邀请她回家一起过节,她也不知道是干了件什么事儿,弄得主人全家都很尴尬。诶,说起来她那个室友我还见过,一个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尔州)的姑娘,超级淳朴的。

虽然实际上过得各种糟心,但表面上,你还真看不出来她那样。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都在学校的餐厅里对着其他中国学生夸夸其谈。谈什么?咳,无非是自己是北京人,名牌高中毕业,认识的人多,家里不缺钱这些吧,真真假假,都有。说实话,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也觉得挺可怜的,毕竟也只是个刚离开家的18岁小孩儿,可能是真的需要朋友,夸夸其谈只是表现形式,内心可能又害怕又孤独。

 

说到这儿,晓楠叹了口气。“毕竟是出国留学,什么事都不轻松。”

 

2.

晓楠的感叹让我想起一句话——“来美国两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许多事,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似的苍凉慨叹,是我大三去芝加哥看望佳琪时听到的。佳琪是我初中时的同桌,因为户口问题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于是很早就开始了出国的准备。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她的成绩一向很好,虽然对记忆化学方程式与历史政治中的阶级分析并不擅长,但英语从来处于无师自通的状态,是班上的“活字典”。在南方长大的她,个头小小的,话不多,但总是透着几分天真可爱。有一次,她因为迟到被班主任叫住,当着三十几个同学的面这样问道:“佳琪啊,你就住在学校旁边,为什么还迟到?”

佳琪的脸涨得红了——我以为是羞得,实际上却是憋着笑。半晌,她突然乐了出来,然后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个不能怪我……我平时都是早上只吃一个鸡蛋,今天我妈妈非让我吃两个……”

教室里顿时笑倒一片。就连班主任老师,也又好气又好笑地冲她摆摆手,“去吧,去吧。”

就是这么一位古怪精灵的人物,到了美国之后居然也抑郁了。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在芝加哥抓拍的一张照片:她裹着黑色大衣,弓着背坐在法学院门口的石栏上,脑袋耷拉着,仿佛在默默地浅斟低唱。冬日的温暖日光大把大把地洒在她瘦小的身体上,与她黯淡的目光明暗交错,让人见了心酸不已。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抑郁的?”后来再见面时,我这样问她。

“大三大四,那时候压力特别大,每天都不想起床。”佳琪说。

 

佳琪的经历或许也与小时候搬家和转学次数过多有关——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明显感到她比大多数人更为敏感。在美国,随着压力的扑面而来,这种倾向无疑得到了强化。大三以来,她看过很多次医生,但从来没有被确诊过,也没有采取过药物治疗。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经受的更多的是抑郁情绪——尽管这种情绪时长时短并反复发作。

然而,无论是严重到产生自杀倾向的重度抑郁症,还是佳琪所经历的抑郁情绪,在美国大学中都屡见不鲜。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过抑郁症,而美国著名心理学杂志《职业心理学:研究与实践》在2017年11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则中指出,有6%的在读本科生和4%的在读研究生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真的考虑过要自杀”,且其中一半的人从未把这种想法告诉过任何人。此外,全美健康状况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在15岁到24岁的青年女性中,亚裔女性的自杀死亡数则位列第一。这些数据,可谓触目惊心。

美国高校为何会成为抑郁的高发地?对于这一问题,人们通常会从竞争压力大、学费昂贵等方面给出原因。然而,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角度来看,这种抑郁的过程又往往与个体的社会化进程有关(而这一社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又往往与大学阶段重合)。在比较中美社会个体成长过程时,孙隆基曾这样写道:

 

从人之成长的角度看,在西方,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的断裂,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清清楚楚,也干干脆脆。此一倾向在新大陆被发扬至极峰,断裂变成了一种惯性,造成脱离父母之家庭以后的人际关系,也以分离作为常态。于是,人归根到底就必须面对自己,自己这一生之开展形态,都得由一己去负责,成长时如是,成人之后如是,面对老年与死亡时也不得不如是。

在美国,由儿童到成人的转折点——青少年期——是一个危机,自杀率特别高,用参加邪教的方式去做心理枕垫者亦颇众。由青春至衰老的过渡——中年期——则易出现“中年危机”,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婚姻的破裂。老年则更是危机重重,甚至有人去上课学习如何面对死亡。美国也势必成为“心理治疗”的文化!个人“自主”的代价何其大哉!

 

抑郁的国度不分民族与时代,国内高校中的抑郁情况也并不乐观——事实上,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有一位外表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学姐告诉我,在她上大二的时候,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她每次经过学校东门的过街天桥时都“不由自主地想跳下去”。不过,对于晓楠和佳琪这样赴美读书的留学生来说,考验则似乎更为严峻。“每个人都有个人发展过程中未完成的议题,但在来到美国之后由于身处异国他乡被放大了。”在纽约从事心理咨询的陈厚恺曾对我的一位媒体朋友这样讲道,“譬如定义自我、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每个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但对于留学生来说,这个连续的自我认知发展过程因为留学而突然被切断了,再到一个学业、生活、社交各方面都处于高压状态的环境中重塑,就会造成很多挑战。”

的确,通常的情况下,寻找自我的过程应该是连续的、与外界环境从冲突走向和解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情的磁力场”,年轻人往往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规避与外界环境的正面冲突,从而至少在表面上比西方人更少出现不安与焦虑。“他对环境并不采取对立的态度,而是由内到外的一片连续延伸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孙隆基这样写道,“与环境相左时,也会尽量减低张力,迂回地躲过焦虑感。”“中国人的成长,可以用父母做枕垫,成人之后用社会关系做枕垫,”因此,“生命转折之危机不能说没有,但没有像美国那般成为泛文化性的母题”。

然而在美国,这些习惯了“在面临世界时总会去找寻温暖的包藏体”的留学生,却不得不像美国人一样,独自面对生活的“旷野”。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不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课程无法听懂而逃课在家打游戏的高中生、从北京来到美国乡下大学城倍感孤独因此暴饮暴食的北大青年、由于难以融入当地圈子而一下课就躲进厕所的中国姑娘……他们的故事并非特例。在陌生的异国他乡,迷茫、孤独与文化的隔膜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只靠自身力量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循环得久了,也就难免陷入抑郁

 

3.

与问题本身相比,问题难以被发现显得更为糟糕。按照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郭本禹的说法,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但接受过医生诊疗的只有25%。而在中国,“每10个抑郁症患者,就有8-9个没有得到医学护理诊疗。”

对于这一点,我在采访时有着切身的感受——如果不是因为要写作访谈录的缘故而“好奇地”问起,我几乎很难察觉到留学生群体中的抑郁。不仅是我,哪怕是受访人身边的“好基友”、“好闺蜜”,也往往对此不以为意。当我询问这些“好基友”、“好闺蜜”如何描述受访人的性格时,“他(她)最近不开心”或是“他(她)这人不太喜欢社交”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这一点,着实让我感到担心。

的确,在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下,“抑郁”往往是“不存在”的。从很大程度上讲,这可以归因为中国文化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与“人情化”的倾向。“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很少导致抑郁,而多半会引‘头痛’。”在分析传统中国社会对于个体心理问题的认知时,孙隆基这样写道,“自己心中有问题而又与人谈论时,往往会把西方人属于个体情绪领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的倾诉。”然而在“身体化”与“人情化”都不发达的西方,心理问题就是心理问题,抑郁就是抑郁。“很多抑郁症患者根本不知道有‘抑郁症’这种病症的存在,当他们持续地出现疲惫与失眠、情绪低落与厌食等症状的时候,他们一般抱持着‘再忍耐一下,很快就会过去的’‘可能还有几天就好了’这样的想法。”耿璐在《你好,抑郁》中这样写道。是的,当一些留学生还在为类似的“身体不适”与各种人事纠纷而叫苦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抑郁。

更糟糕的是,即使认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抑郁,留学生往往也难以向外界倾诉。在观察城市打工者群体时,吕途就曾提出,同伴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是“可以是倾诉的对象”,更在于“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受到这样的待遇的话,我就可以变得不以为然,甚至可以释然。”对于留学生群体来说,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然而在采写访谈录的过程中,我却明显注意到,因为彼此并不或很少谈论相关话题,许多经历过抑郁症或抑郁情绪的留学生并不知道,哪怕就在他们身边的三五十人中,也有不少人有着类似的苦痛。我曾多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当受访人向我讲述自己的抑郁体验时,他们会把自己的经历视为独一无二的、旁人无法理解的。在他们心目中,这种“与众不同”似乎带着某种天生的污名,因而像佳琪提到的那样“不足为外人道也”。难以向别人倾诉——我逐渐意识到,甚至比抑郁本身更令人煎熬。

我自己就体会过这样的困境。2015年夏天毕业后,我曾陷入一段长达半年的抑郁情绪。最严重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对于生活完全失去了控制,仿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每天天亮后才能入睡,中午过后才起床,醒着的时间里要么打游戏,要么就心想着“赶紧天黑,这样就可以睡觉了”。有朋友来找我打球或是郊游时,一向乐于外出的我却像躲债一样躲着他们,仿佛染了社交障碍。甚至,连吃饭、洗澡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内容都成为了难事——因为它们也在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的“一切”之中。用安德鲁·所罗门在演讲中的一句话描述当时的我,再合适不过:“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我感到活力在一点一点地从我的生活中流走,一切都显得如此费力。”

然而,当我借着8月底回国开会的机会,小心翼翼地试图和父亲提起抑郁的时候,他先是缓缓地说了一句“你该多运动”,然后在目睹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自然也不会有去运动的“活力”后,他的神色很快焦虑起来——他僵硬地坐在餐桌旁,蹙着眉,身体也微微蜷起来,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很多。

目睹他的焦虑,让本已寝食难安的我雪上加霜。

 

4.

运动可以减轻压力,却不能消除抑郁——毕竟,人体在运动时所产生的内啡肽并不能替代担负着鼓励、提供行动机会和任务的多巴胺,促使个体在生活中寻求具体的快乐。亲友的陪伴可以提供温暖,却不一定会对抑郁者产生正面的作用。“不要试图让抑郁症患者振奋起来……就连善意而温和的语言,比如说‘希望你早日康复哟’,也会让抑郁症患者感到期待和责任,加重心理负担。”耿璐这样写道。

那么,缓解抑郁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或许是真正的理解。“Our weapon against negativity is not persuasion; it’s understanding.”(我们面对负面情绪的武器不是劝说,而是理解)——我想起Stephen Grosz在《The Examined Life》中曾这样写道。是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对此感同身受——当受访人带着沉重的语调讲起自己的抑郁经历,却听到我回应说“我也经历过抑郁情绪”,或者“我采访的留学生里抑郁的情况相当普遍时”,他们的眼睛似乎突然亮了起来,仿佛重新看到了希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于这本留学生访谈录的采写,正是采访过程中与许许多多处于抑郁状态中的留学生推心置腹的交谈,让我深深地感到了抑郁问题在留学生群体中的普遍与严峻,却在与此同时也惊人地让我渐渐从深不见底的心理黑洞中醒来,重新在最基础的衣食住行的“小确幸”中感受到一点点的快乐,并最终如外界所期待的那样,“振作起来”。

但我知道,这仍不是一条“最佳路线”——至少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这样病友间的相互探问并不可行。无疑,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治疗会更为有效。当我向佳琪问起“如果有机会,会向未来计划留学的学弟学妹建议什么”的时候,她告诉我,学校的心理咨询依然是最佳的求助选择,甚至有的学校还有配有讲中文的咨询师。

“效果未必立竿见影,但他们至少可以帮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以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绪,你就会不慌了。就像感冒,第一次感冒治好了,以后再发烧咳嗽,你就知道要怎么面对了。”说这番话时,佳琪已经供职于美国一家知名的市场分析机构,每周在纽约、波士顿、西雅图与佛罗里达等地间奔波忙碌。“现在我还会定期去做心理咨询,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与不时出现的抑郁情绪相处。”她平静地告诉我。

而晓楠——那位一到秋末冬初就把自己“捂”在家里的季节性抑郁症患者,也已经回国创业。业余时间,她还常在同学朋友间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真的不要硬扛,”晓楠叮嘱我说,“你如果写这个题目,一定要告诉后面的留学生,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向老师、学校和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

说到这儿,晓楠一向有气无力的声音突然厚重起来:“告诉他们,if you feel something, say something(说出你的感受)。”

注:本文为笔者《新留学青年》访谈录中的章节之一。从2015年12月至今,笔者在美国和国内采访了共约100位留学生,写作将于近期完成。

注释:

1. 按耿璐所著、郭本禹主编的《你好,抑郁》介绍,季节性抑郁症又称季节情绪失调症,常在秋末冬初开始,春末夏初结束,患者表现包括抑郁症常见的伤心、易怒、焦虑、对事物兴趣索然、社会活动减少、注意力无法集中,另特有嗜睡、对糖类需求量增加、食欲旺盛、体重增加等。造成季节性抑郁症的原因主要是冬季阳光照射少,人体生物钟不适应日照时间缩短的变化,导致生理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从而出现情绪与精神状态的紊乱。一般认为,光照疗法是治疗该病的有效方法,患者多接受自然光照和人工光照,进行散步等户外运动,对于治疗很有帮助。

在全年日照时长变化不大的热带,该病较为少见,但在北纬30度以北和南纬30度以南则常见。有研究显示,在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华盛顿特区,患有季节性抑郁症的比例为4%,而在接近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比例则高达10%。在我采访的留学生群体中,也明显能感觉到这一点——在日照充足的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没有发现受访人有患该病的经历;但在冬季漫长严寒的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纽约州北部的雪城和康奈尔等学校、芝加哥附近或以北的密歇根安娜堡等学校,以及加拿大的许多学校,受访人在冬季出现抑郁情况的例子相当普遍。 

2. 在美国心理学杂志《职业心理学:研究与实践》给出的“抑郁指数”大学排行榜中,前十名不乏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耶鲁大学、范德堡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此外,著名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也进入了前20位。

3. 一个引人思考的情况是,在我接触的留学生中,交换生与公派留学生往往少有抑郁倾向。这似乎与这一群体较少在就业、归国等问题上感到迷茫有关。此外,理工科学生的抑郁情况也不如文科学生严重,似应与前者在美国的就业方向较为明确有关。

4. 文中提到的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1963年出生于纽约,美国作家,作品涉及政治、文化与心理学。他于1994年患抑郁症,其后写作出版了《走出抑郁》一书,获得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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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元辛 廖元辛

前财新记者,“试说心语”沙龙主创,近一年专注于留学题材的非虚构写作。
北京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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